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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

远古训教长老亲传

　　所谓长老训教，就是富有经验的长者对晚辈所进行的有关生产方式、生活经验等方面的教育训导。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正规的、有文字记载的家训是西周的《姬旦家训》。

　　姬旦，史称周公，是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和老师。他帮助武王伐纣灭商，开国有功，是西周开国重臣。周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周公在摄政期间，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超凡的意志，使西周的政治、思想、文化和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受到世人的赞誉。周公在身体力行、勤勉从政的同时，谆谆教诲侄子成王、儿子伯禽必须养成勤政爱民、谦恭自律、礼待贤才的作风。周公教诫子侄有《戒子伯禽》和《戒侄成王》二部家训传世，这两部家训合称为《姬旦家训》。

　　在《戒子伯禽》里，周公殷殷告诫代其治理封地鲁国的儿子伯禽说：
　　“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的叔父，我的身份、地位是很高的，可是为了求得贤才我朝思暮想，以至于到了洗头的时候都几次停下的地步，吃饭时如有士人来访要几次吐出口中的饭，起来接待他们，惟恐失去贤才。你到鲁国后，一定不能因为自己是国君了，就慢待了士人和民众。要礼待贤才，勤政爱民，把鲁国治理好，做诸侯国的榜样。”

　　伯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没过几年就把鲁国治理成民风纯朴、务本重农、崇教敬学的礼仪之邦。在《戒侄成王》里，周公一再告诫成王要修己敬德，防止骄奢淫逸、重蹈殷商失德亡国的覆辙。周公早就意识到国之隐忧不在当前而在后嗣。因此，他要求召公与其共同辅佐成王，戮力实施师保之教。周公对成王的教育，既包括治国安邦才能的培养，也包括个人品格的塑造。在周公的努力诱导下，成王终于成长为一代明君，西周居为奴隶制太平盛世。

　《姬旦家训》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曹操在其名篇《短歌行》里高度赞扬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理政治国风范，并借此表达了自己欲图大业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

　　《姬旦家训》多见于《尚书》的《君》、《无逸》、《多士》等诸篇中，它是中国第一本成文家训，首开中国古代家训之先河。

春秋家训异彩纷呈　　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士阶层的崛起、私学骤兴，以及用士养士之风的盛行，家庭教育引起广泛的注意。伴随着家庭教育地位的提高，家训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家庭故事。比如首创私学、以诗礼传家的孔子的《庭训》；清廉正直、世称贤相孙叔敖的《临终戒子》遗文；世称贤母敬姜的家训；素有母仪风范的孟母仉氏“三迁其居”、“断机教子”的母训，以及《韩非子》中所记述的《曾子杀彘》的家教故事，都充分地显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家训的发展及成就。

　　孔子教子的《庭训》散见于《论语》中，据《论语》记载，有一天孔子独立庭院中静默沉思，其子孔鲤快步从他身边走过，孔子突然叫住孔鲤问：“学《诗》乎？”孔鲤回答：“未也”，孔子教导他：“不学《诗》，无以言”，孔鲤退而学《诗》。又有一天，孔子又“独立”庭院中，孔鲤快步过其侧，孔子又叫住他，问：“学《礼》乎？”孔鲤对曰：“未也”，孔子教育他：“不学《礼》，无以立”，孔鲤退而学《礼》。孔子在家庭教育中要求儿子孔鲤努力学习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学习社会的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使之在学业和道德上能够有所建树，将来成就一番伟业。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强调的就是读书与做人的结合，治学与修身的统一，这是自孔子开始形成的中国家训的突出特色。在中国古代史上，孔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可谓功勋卓著。孔子在家庭教育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另外，古人称父教子为庭训也来源于孔子在庭院中对孔鲤的这番教导。

　　世称贤母敬姜的《论劳逸》是春秋战国时期家训的代表作。敬姜是鲁国大夫公文伯的母亲，有一天，公文伯朝见鲁君后回家，看到母亲正在绩麻，就对母亲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您还要绩麻，季孙看了会生气的，以为我不能侍奉您老人家哪！敬姜听罢儿子的报怨，训诫道：“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她认为，上自天子、诸侯、三公、九卿，下至黎民百姓，都必须劳动，或劳心、或劳力，才能政清人和、国泰民安，这是治国安邦的基础和前提。在此敬姜阐发了一个最朴素的真理：勤勉不怠国则兴；逸乐怠慢国则败。敬姜的诫子家训是载于《国语》上的有名的家训，敬姜因这篇出色的《论劳逸》之文成为有名的贤母。

　　孟轲之母仉氏的《母训》见于刘向的《列女传》。《列女传》中记载了“孟母三迁”和“断织教子”的家教故事。在中国封建社会，孟子的母亲仉氏以教子有方而被推崇为贤母的典范。“孟母三迁”记述的是孟母教子的故事。孟轲3岁丧父，贤德通达的孟母一方面承担着家庭生活的重担，帮人浆洗纺织，同时严格教子，她要求孟轲用功读书，将来成为有学问、有作为的栋梁之材。为了教子成材，孟母慎审选择居住环境，前后三迁其居。孟轲家原住在墓地附近，幼年的孟轲经常看见送葬扫墓的情景，就与小朋友摹仿起“墓间之事”，整天做挖坑、下葬、哭丧的游戏，孟母深感此地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立即搬了家。新家靠近市场，邻居是一个屠户，孟轲耳濡目染的是杀猪卖肉、讨价还价的事情。于是，整天迷恋于摹仿杀猪卖肉的游戏，孟母感到此地也不宜久居，再次搬迁，这次把家搬到了学校附近。自此，孟轲每天接触的是读书人，听到的是读书声，在浓厚的读书风气影响下，开始诵诗习礼，看到这种情景，孟母喜不待言，并在此久住下来。

“断机教子”讲述的也是孟母教子的故事。孟轲小时读书不用功，有一天他放学回到家里，母亲问他学习进展如何，他回答还是老样子，并流露出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神情，孟母深感忧虑，遂将孟轲叫到跟前，断然操刀割断织机上纺了一半的布匹，母亲的举动使孟轲迷惑不解，他“惧而问其故”，母亲回答：“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不以离于祸患也”。母亲的一席话使孟轲深受触动，自此，他“旦夕勤学不息，祖师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成为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与孔子齐名，历史上素有“孔孟之道”的说法。

如果说孔子是儒家学派及其思想的创始人，那么孟子则是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体系的举足轻重的大师。他极力推行“仁政”的主张，多次游学稷下学宫，成为“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的名噪一时的私学大师，极受齐王的尊崇。孟轲一生的成就，与他母亲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是一位非凡的母亲培养出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名人。

　　《曾子杀彘》的故事载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故事充分强调儿童教育的严肃性，要求为人父母者必须随时随地把身教与言教紧密配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儿童的表率。故事说的是曾参的妻子欲到集市上赶集，儿子又哭又闹非要跟着去，曾参妻子对孩子说：你回去吧，妈妈从集市上回来给你杀猪吃。等妻子从集市上回来，曾参马上就要给孩子杀猪。妻子制止说：我只不过是哄孩子玩罢了，何必当真哪！曾参反驳道：“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而子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说完，果真把猪杀死煮肉给孩子吃。曾参是孔子的高足弟子，他以品德高尚、诚实坦白而著称，他在家庭教育中特别注重父母的榜样示范作用，特别强调营造健康的家庭环境和气氛，使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与熏陶，这是相当可贵的。

　　就总体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的家训尚未独立成文，一般都是夹杂在古籍文献中的片言只语，不是家训执行者自己撰写成文，多为后人追忆而成，往往以家教故事的方式流传下来。尽管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家训却为后世家训的发展规定了基本格调，为后世家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秦汉家训沉寂再兴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仅存15年。秦始皇废分封，行郡县，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积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为汉及汉以后中国封建专制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开辟了道路。但由于秦朝实施“禁私学，以吏为师”的政策，私学曾一度中断，家学的发展受到限制，家训的发展呈沉寂状态。秦代较有影响的家训只有孔鲋的家训。

　　孔鲋，名甲，字子鱼，是孔子的第八代孙，他肩负承续祖传儒学之重任，沐浴暴秦“焚书坑儒”血雨腥风之洗礼，参加过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兵败，孔鲋慷慨赴死。现存家训就是孔鲋临终戒子（也包括他的学生）遗言。孔鲋家训里有句蕴含深刻的警世名言：“处浊世而清其身，学儒术而知权变。”这是经历了人生的大波大浪之后的彻底顿悟。“处浊世而清其身”需要一种“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永远追求伟岸人生的高风亮节，需要个人道德人格的高度完善。“学儒术而知权变”，则需要人们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智慧和胆略，既能在“焚书坑儒”的惨祸暴政中学习、发展儒家文化，做一个博达疏通的名师硕儒，又要掌握“鱼和熊掌”二者得兼的取义不舍生之自我保护之道，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积蓄再生的力量。这是儒家在逆境中所追求的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最高境界。孔鲋家训中所流露的明哲保身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家训的另一个共性：中国古代的家训多是先哲们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有感而发，很多家训都是他们一生经验的最后总结与升华。

　　汉继秦兴，两汉兴盛时间延绵达400余年，有大量家训问世。仅列名家名作就有：刘邦《手敕太子》、孔臧的《诫子书》、司马谈的《遗训》、刘向的《诫子歆》、《胎教》、张奂的《戒兄子书》、郑玄的《戒子益恩书》、蔡邕的《女训》等等。这些名家名作博涉人生世事的方方面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家训的内容。

　　论治学，以刘邦《手敕太子》、司马谈的《遗训》最为著名。汉高祖刘邦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封建帝王，《手敕太子》是他临终前对儿子刘盈说的最贴心的体己话。据《史记》记载，刘邦生逢乱世，早年不好读书，不学无术，尤其不喜欢儒学，卑劣顽皮，曾经拿博通经史的儒者之冠撒尿。秦始皇“焚书坑儒”、大禁私学倒正中其下怀，他“沾沾自喜，谓读书无益”，但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和胜利后巩固政权的重任迫使他不得不改变轻儒贱学的陋习，尤其是陆贾“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忠告，更使他意识到修学设教的重要，他不仅请人讲书论道，而且认真阅读陆贾所进的《新语》。在《手敕太子》中，刘邦认真反思自己浅薄无知的过去，用自己的切身体验告诫儿子刘盈一定要勤奋学习，担当起治国安邦的重任。正是由于开国皇帝刘邦的良好家教，才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文景之治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才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找到依据，以致于出现了“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蔚为壮观的文化教育大发展的局面。可以说，刘邦的《手敕太子》是用一种最坦诚、最亲切的方式实现了教子读书的热望。最令我们钦佩的是，一代开国之君在儿子面前毫不掩饰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毫不粉饰自己的浅陋和无知，反映出刘邦所具有的超人的胆识与博大的襟怀。
　　

司马谈是西汉史学家、思想家，他的临终《遗训》在教子治学上取得的成就是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司马谈是司马迁之父，他在临终之时，洒泪嘱子，告诫儿子司马迁一定要完成续写《史记》的历史重任。后来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详尽地叙述了自己蒙冤受屈惨遭酷刑的经过，同时也衷心倾吐忍辱苟活、著述《史记》的内在动力。正是由于父亲家训的无情鞭策和巨大激励，正是父辈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的感召，才使司马迁虽蒙受世间最大的耻辱与不幸，却能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度外，出色地完成了续写《史记》的宏图伟业，为中华民族、也为全人类留下了一份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论处世之道，以疏广的《告兄子言》和樊宏的《戒子言》为代表。

　　论为人之道，以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和张奂的《戒兄子书》为代表。

　　论胎教，则以刘向的《胎教》最为著名。刘向在《列女传·周室三母》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阐述了胎教的意义和方法，他说：“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吟瞽诵诗。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过人矣。”

　　刘向提倡胎教，主张妇女怀孕时不仅要注意睡姿、坐姿、站姿，避免邪味、邪色、淫声的不良影响，而且每天晚上都要听音乐、朗诵歌诗，进行智育和美育教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生出“形容端正，才德过人”的孩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总体上看，秦汉之际的家训，尤其是两汉时期的家训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前代，其内容也较为丰富，但其形式依然率由旧章，没有大的突破。

乱世家训　启后承前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离乱”年代、“继汉开唐”的年代。说它“离乱”是因为在这360余年的动荡的岁月里，国家不统一，政治不安定，战争连绵，政权频繁更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说它“继汉开唐”是因为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新事物不断萌生，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仅就家训而言，名家名作如雨后春笋，如魏主曹操的《诸儿令》、《戒子植》、《遗令》，蜀主刘备的临终《遗诏敕后主》、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等，作为不同时期家训的代表作，既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也有相当深远的教育意义，它们在中国家训史上婉若群星灿烂，至今仍历久弥新。

　　曹操在家训中，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悲壮情怀告诫儿子：一要恪守以法持军之宗旨，注意牵情制怒；二要以国事为重，在其身后节俭治丧，在其墓穴中“无藏金玉珍宝”，充分表现了他移风易俗，探索革新至死不渝的执著精神。

　　蜀主刘备在吴蜀彝陵之战大败后，久病不起，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留遗嘱给后主刘禅，告诫刘禅努力读书、严谨修身，做一个有德有才的君子。但令人遗憾的是，刘禅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辜负了父亲的期望，不仅没能成材达德，反而把江山尽丧。

　　曹操和刘备的家训虽不失为有特色的经典之作，但若与诸葛孔明的《诫子书》和《诫外生书》比较起来，却失色不少。现将诸葛孔明的两部家训和盘托出，以现其原始风韵和神彩：

　　《诫子书》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骄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诫外生书》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滞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诸葛亮的家训流光溢彩，福泽后世逾千年，是我国古代家训的杰作！

　　嵇康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杰出的玄学家、出色的诗人和文学家，是曹操的曾孙女婿。作为“竹林七贤”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深谙世态炎凉，其《家诫》屡屡将君子与凡夫俗子相比相照，并以后者为戒，告诉子女以立身、行事、做人、治学的道理：

　　一告后辈要立志，志之必坚。他说：“人无志，非也”，“若志之所志，则口与心誓，守死不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否则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功败垂成，将抱恨终生。为此，他特别注重良好意志品质的培养，告诫子女要“堪近患”，“忍小情”，不“牵于外物”，不“累于内欲”。

　　二告后辈要“见义而作”，赈灾济贫。不要做那些微不足道的互赠礼品的交往，而要把钱财赠与那些确实需要救助的人们。

　　三告后辈要慎言。他说：“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行著矣，故不可不慎。”

　　四告后辈要少欲，要宽容谦恭，要涵养“临朝让官，临义让生”的“忠臣烈士之节”。

　　五告后辈不要打探他人隐私。他说：“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强知人知。”

六告后辈不要受人之馈。他说：“匹帛之馈，车服之赠，当深绝之”，因为“常人皆薄义而重利”，别人主动向你破财献礼，则必有所求，必图回报，这是“君子之所大恶也”。
　

　嵇康的《家诫》絮语平实亲切，多有感而发，它是中国家训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继嵇康之后，徐勉的家训也很有特色。徐勉（466－535年），一生为官清廉，家无积蓄，他留给儿孙的只有两袖清风的为官志节和勤奋读书的乐学精神。徐勉说，自古以来，很多父母为了能使孩子生活安逸幸福都拼命聚敛财富，看似爱子，实则害之，最终只能使子女由于过份依仗父母之家资而丧失独立创业的志气、胆量和能力，坐吃山空。这种父母是愚蠢的、不明智的。在徐勉看来，“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他认为做一个合格的父亲，留给子孙的不应是物质财富，而应是乐善向学的人格风范。这对今天某些不知教子，只知敛财的父母将有所启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家训发展的关键期，也是成熟期。这个时期的家训不仅数量超前，而且内容丰富。尤其是出现了独立成篇的家训专著－－《颜氏家训》。《颜氏家训》把中国古代家训的发展推向高峰，它是一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代表作。参见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唐宋家训别开生面

　　唐宋二代家训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其特点是内容更丰富，形式更灵活多样，可读性强，教育意义大、涉及范围广。

（1）唐代家训点评
　　在唐代家训中，帝王家训占有特殊位置。其代表作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诫吴王恪书》、《戒皇属》、《帝范》。从封建帝王撰写家训的目的看，显然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永保一家一姓之王朝永久不衰。其内容也主要是告诫其后代，应当遵守封建社会的各项道德规范，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掌握其治国驭民之术。应当承认，这些家教著述包含了许多消极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但是，它也融合了中国历代人民优良的思想传统，包含了中国人民固有的积极进取、奋发向上、谦虚谨慎、团结友善等精神风貌。在《戒皇属》中，唐太宗告诫皇属们说：
　　“朕即位十三年矣，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每著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朕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久富贵，以保贞吉，先贤有言：“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不可不察也。”

　　从该文中可见，唐太宗李世民以自己勤勉政事为例，告诫皇属克制自己，每穿一件衣服、吃一顿饭，都不要忘记蚕妇农夫的辛勤。要谦虚、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把敢于反对你的人当作老师，把逢迎你的人视为贼子。这其中的思想，对当今中国年轻一代加强自身修养不乏借鉴意义。

　　在《帝范》中，唐太宗李世民提出了一整套任贤、纳谏、自谦、崇俭、戒奢等治国理家思想。在纳谏方面，李世民教育儿子李治：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都很重视纳谏，给臣下以进谏的机会。不管进谏者是谁，辩才、文章如何，只要言论有益即可。而昏君则不然，不准别人开口，总想掩饰自己的过错，最后导致“身亡灭国”。在崇俭方面，李世民崇尚节俭、力戒奢侈。他认为：耳目口鼻身的情欲收敛，则美德充盈；千种嗜欲内攻，则外有凶事。骄奢由人的意志决定，不节制必使志气消沉；情欲生于自身，不遏制就会丧身。桀纣放纵自己，终酿成大祸，尧舜约束自己，而福泽绵延。在《帝范》中李世民以历史为借鉴，特别提出要崇尚俭约。

　　在唐代，另一部有代表意义的家训是宋若莘仿《论语》而作的《女论语》。宋若莘，唐中叶女人。《女论语》共有20章，为四言韵文。该书语言简洁、文笔生动，全面阐发了女子立身处世的原则和应具备的能力。《女论语》在我国影响颇大，对我国古代女性温柔贤良品性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宋若莘在《女论语》中主张女子要善女工，会操持家务，熟知礼节，懂得孝敬双亲、辅佐丈夫、教育子女。

　　唐代家训中行文最美、对后世影响颇大的是唐末柳玼的《柳氏家训》。柳玼，唐朝官吏，其祖父、父亲皆以理家严谨闻名，有“言家法，世称柳氏”之誉。在《柳氏家训》中，作者告诫子孙不要依仗门第高而骄傲自大。劝贵族后裔“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否则，“以己无能而望他人用，以己无善而望他人爱”是不可能的。他指出了败家的五大过失：其一，只求自身的安乐舒适，不甘心恬淡寡欲。假如对自己有利，不考虑别人的指责。其二，不懂得儒家的学术思想，不欣赏古人的道德义理，对经书盲然无知却没有羞耻之心，谈论时政时十分幼稚使人大笑不已。本身懂的很少，又嫉妒别人的学识高深。其三，厌恶胜过自己的人，喜欢花言巧语讨好自己的人。听说别人的好事便心生嫉妒，听说别人的坏事便大肆宣扬。其四，崇尚、喜欢懒散漫游，过份贪杯嗜酒。以举杯饮酒为清高风雅，以勤恳做事为凡夫俗事。其五，急于做官，巴结权贵。柳玼认为这五种大错比痤疽更厉害，痤疽用砭石可以医好，而这种过失巫术医师也没有办法。最终它损害了名声，祸害了自己，辱没祖先，败坏了家族。

　　《柳氏家训》诚挚恳切，妙语连珠。其中败家五过是对普遍人性痼疾的诊断，是对潜伏于每一个人心理底层的阴暗意识的曝光。

（2）宋代家训点评
　　宋代是家训大发展时期，宋代几位君主赵匡胤、赵光义、赵恒、赵祯等皆有家训遗世。宋代很多文人、学者、政治家、思想家在继承前代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戒子诗、家戒、家范等多种形式，从事着古老的为国育才的伟大事业，诞生了数不胜数、远远超过前朝的家训。其名作成百上千篇。如名相范仲淹的《告诸子及弟侄》书；北宋文坛盟主、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的《家诫二则》；苏洵的《名二子说》、《安乐铭》；王安石的《赠外孙》；文学巨匠司马光的《训子孙文》、《温公家训》、《训俭示康》；黄庭坚的《家戒》等等。宋代家训的特点是以活泼、新颖、具体生动，言辞恳切的方式教育后嗣，指导家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读书治学、修身养德、节俭惜物的种种方式方法。

　　首先，关于父母对子女教养态度、教养方式的论述，家颐在《教子语》中写道：“父子之间不可溺于小慈，自小律之以威，绳之以礼，则长无不肖之悔。教子有五：导其性，广其志，养其才，鼓其气，攻其病，废一不可。养子如养芝兰，既积学以培植之，又积善以滋润之。……富家之教子，须是重道，贫者之教子须是守节。”

　　针对父母容易溺爱幼子，使子女慢慢滋长坏习惯的弊端。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写道：
　　“人之有子，多于婴孺之时，爱忘其丑，恣其所求，恣其所为。无故叫号，不知禁止。……日渐月渍，养成其恶，此父母曲爱之过也。……为父者须详察此：子幼必待以严，子壮无薄其爱。”

　　袁采主张子女幼小时，一定要严格要求他们；子女长大了的时候，不要缺乏对他们的慈爱。这一精彩论断有助于指导我们正确处理爱教关系。袁采的《袁氏世范》被《四库全书提要》誉为“《颜氏家训》之亚”。

　　其次，宋代家训中劝学内容颇多。而且许多名言警句至今流传不衰。

　　欧阳修在教诲其子要苦学以成人的训诫中指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

　　苏洵在《安乐铭》中劝诫年轻人要珍惜时光，努力上进。他说：“趁着年轻才壮，不可虚度光阴。”“受得苦中之苦，方为人上之人。世上岂有难事，都缘人不专心。”“凡事莫推明日，明日最误人。一年几个明日？三百六十有零。”“曾见几年拙汉，平日懒惰因循。本是今日之事，却推明日早晨。明日偶然阴雨，又说待到天晴。天晴复有别务，前事担搁无成。”

　　再次，宋代学者特别注重儿童良好品德的培养，因此指导子女修身养德，为人处事的家训也特别多。比如，宋初陈抟的《心相篇》就是以对比的方法，告诫儿孙要“慈老爱幼”，“公平正直”，“尊崇师傅”，要“功归人而过归己”，“济急拯危”、“解纷排难”；要知“善而守”，知“恶弗为”等等，很有教育意义。

明清家训层出不穷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家训发展的又一高峰期，这个时期的家训在前代家训的基础上，出现了很多独具特色的佳作。

（1）明代家训点评
　　在明代诸多家训中，以下几部是颇具特色和影响力的。

　　《寄从子希哲》
　　这是明宣宗朱瞻基写给儿子希哲的家信。朱瞻基在位期间任贤纳谏、发展生产、与民休养生息，政治较为清明，所以在历史上有“明有宣宗，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之论。作为比较开明的封建帝王，朱瞻基严谨治家，对儿子处事、做人、交友严格指导，要求儿子行好事、做好人、交好友。他在家信中写道：
　　“自汝之去，吾朝夕思汝，又朝夕忧汝。思，非为别离，惟欲汝做个好人；忧，亦非为汝劳苦，惟恐汝做些不好事。汝今在泾野门下，须服从其言，观法其行，乃真为弟子，否则虽见好人，不行好事，反不如凡夫也。待文王而兴，己非豪杰之士，文王所不能兴汝道，他比得凡夫否？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学，四方人才所聚，若所交俱英才，及忠厚有德者，其益不可胜言。若只泛交，与说闲话，为无益之事，其损亦不可胜言。谨、默二字，可铭诸心。”
　　此封家信言词恳切，情长意深，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霍韬的家训是明代家训中最有特色的，它超出了一般家训只是口头训诫子弟读书、做人的范畴，而将劳动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霍韬认为孩子从小参加劳动，可以体验到农夫种田的辛苦，知道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就会养成节俭、敦厚的品性；否则，不劳而食，久享富贵，必至衰落贫穷。他要求家中子侄在农忙时，都要暂时去参加农业生产。一天之内，一年之内，要有相对固定的劳动时间。如果子弟有偷懒耍滑不事农作者，要给以必要的体罚：“初犯责二十，再犯责三十，三犯斥出，不许入社学”，剥夺学习机会。霍韬家训冲破了宋明理学家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樊篱，突出强调劳动教育，这在当时乃至今日都是十分可贵的。

　　《勉谕儿辈》
　　这是明嘉靖进士周怡写给儿子的家训，在这篇简短的家训中，周怡主要谈的是节俭持家的道理：
　　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饮食衣服，若思得之艰难，不敢轻易费用；酒肉一餐，可办粗饭几日；纱绢一匹，可办粗衣几件；不馋不寒足矣，何必图好吃好着？常将有日思无日，莫等无时思有时，则子子孙孙常享温饱矣。
　　周怡在这篇家训中所阐发的勤俭持家思想，确是持家格言。

　　《孝友堂家训》
　　孙奇逢（1548－1675年）《孝友堂家训》被称为明代家训的榜样。在这部家训里，孙奇逢首先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士大夫教诫子弟，第一要紧事，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
　　其次阐发做官与做人的关系，强调做人重于做官。他说：“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又说：“为端人，为正士，在家则家重，在国则国重。所谓添一个丧元气进士，不如添一个守本分平民”，强调的就是做人重于做官的道理。

（2）清代家训点评

清代家训集大成之作颇多，语言接近白话，易读易知，每个家训都独立成篇，涉及面广，论理深刻，形式新颖，这是中国古代家训发展的又一高峰期。清代是一个名家名训迭相辉映的特殊年代，比如张履祥的《训子语》、《示儿》，王夫之的《示侄孙生蕃》、《示子侄》，康熙的《圣谕广训》、《庭训格言》，郑板桥的《谕麟儿》、《又谕麟儿》等，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训》，左宗棠的《致孝威孝宽》等等皆是中国古代家训的上乘之作，是家训中的精品。

　　《圣谕广训》、《庭训格言》
　　清代家训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康熙帝口录，雍正演绎、注释编辑而成的《圣谕广训》和《庭训格言》。

　　康熙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作为的一代君王，他9岁即位，14岁亲政，执政61年，曾平定［三蕃］之乱；统一台湾；两次出兵雅克萨，给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的沙皇俄国殖民者以重创；三次亲征，挫败准噶尔贵族噶尔丹发动的叛乱；鼓励农耕，发展生产。这样一位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奠定康雍乾盛世基础的封建帝王，在理政治国的同时，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他严定家规，对皇属严加管教，有著名的《圣谕十六条》遗世。其子胤祯（即雍正皇帝）继位后，继承圣祖康熙大帝的遗志，特将康熙大帝所制定的有关齐家治国的《圣谕十六条》加以演绎、注释、整理和归纳，并详尽阐发其要义，编辑成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又把康熙帝在皇宫中对皇子皇属训诫加以追述、汇编成《庭训格言》，共1卷246则，今收入《钦定四库全书》中。在雍正皇帝整理汇编的二本家训中，以《圣谕广训》的影响最为深远。

　　经雍正帝亲订的《圣谕广训》，“意取显明，语多直朴”，曾颁行全国。雍正皇帝不仅自己恪守《圣谕广训》的精神，身体力行，而且要求皇族子弟带头执行，要求在全国政府官员、士庶黎民中广为宣传，使全国兵民“仰体圣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实现“风俗醇厚，家室和平”之移风易俗之目的。在雍正皇帝的督导下，清代各府州县的学官每年按例于每月的初一、十五二日择地聚集士庶，宣讲《圣谕广训》，因此《圣谕广训》不仅是典型的帝王家训、庭训，而且也是“面向全国”的名副其实的家教教科书。

　　《朱子治家格言》
　　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俗称《朱子家训》，它是清代流传很广的家训。由于它汇萃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积累而成的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所以一问世，就成为官宦士绅、殷实富户以及书香门第津津乐道、倾心仰慕的治家良策，成为清代各个不同阶层的家庭端正门风、振烁家声、垂询后代的家训范例。

　　《朱子家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仅500余字，尽囊治家处事之哲理，比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勤俭持家思想；“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的进步婚嫁观念；“见富贵而生诌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以及“施惠无念，受恩莫忘”的待人接物态度等等，至今仍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曾文正公家训》
　　《曾文正公家训》是曾国藩部分家书的汇编。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声名显赫的学者、政治家，作为身居要职，“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的封建官僚，自壮年至垂暮，始终高度重视家庭教育，严谨治家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可以说，曾国藩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至今仍有警醒意义的，是他所建构的家庭教育理论，是《曾文正公家训》，是数千封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出身于素有良好家风的封建地主家庭，自幼受中国传统儒学的影响，成年后久历宦途，丰富的学识和广博的社会阅历使他深谙家庭教育在个人成长中的重要。尤其是在耳闻目睹了“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而起，仕宦、商贾之家之衰，皆因家教不严、家风不正所致的现实，更坚定了他严谨治家的决心。在他看来，“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为了阻遏败家毁德亡身之道，保持曾氏家族永盛不衰，培养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贤子弟”，曾国藩在戎马倥偬中写了数千封家信，并订“书、疏、鱼、猪、早、扫、考、宝”八字家规，严格教育子弟，在曾国藩的严格督导下，长子曾纪泽成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官，协助李鸿章建立北洋海军有功；次子曾纪鸿成为较有建树的教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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